户籍改革是要给农民更大选择权

户籍改革是要给农民更大选择权

近日，《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》通过，进一步明确了中央户籍改革的决心。然而，体量巨大、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户籍改革，在十余年的改革进程中，一直未有重大突破。　　据专家预测，未来10年，城镇化率若能年均提高1.2个百分点，将再有2亿多农民进入城镇，加上现有的1.66亿农民工，新增城镇人口将达4亿左右。

几亿农民市民化，如何从“半农民、半市民”的尴尬，转为统一的市民身份，而这取决于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。　　作为推进新型城镇化必不可少的突破口，户籍改革如何与其他制度联动？以此来稳步保障亿万农民权益，为此，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中国(海南)改革发展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匡贤明，以期为户籍改革初步探路。　　改革的核心在于公共服务均等化　　《21世纪》：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十余年来，一直未真正破冰，户籍制度改革的难点在哪里？　　匡贤明：户籍制度改革本身并不难，难在依附于户籍制度上的各种福利待遇与公共资源配置的权利。　　由于体制机制原因，我国城乡、不同地区之间的人均公共资源配置水平并不相同，一般来说，城市多于农村，大城市多于中小城市。因此，户籍制度改革事实上呈现出不对称的情况：从城市迁入农村容易，从大城市迁入中小城市容易，反之则相当困难。　　当然，这些年随着农村公共资源投入的加大，农村土地的升值，在某些地方农村户籍开始比城市“更值钱”，从城市落户到农村反而相当困难。但这反映了公共资源以及社会福利的不均等。　　《21世纪》：户籍改革的核心在哪里？　　匡贤明：最核心的改革还是公共服务均等化。如果城乡公共服务还是因城乡、因区域而呈现巨大差异的话，形式上废除了户籍制度，还会有其他替代性的歧视制度出现。逐步减小公共服务“落差”，户籍制度改革的阻力就会逐步减少。　　务实地推进户籍制度改革，要从“形”“实”两方面同时着手。　　从实的方面看，要加快推进公共资源配置均等化，教育、医疗、卫生、社保等要加快推进均等化进程。　　从形的方面看，要剥离户籍非登记性的功能，把户籍真正回归到一个人口登记与人口服务的基础制度。从当前我国的人口登记与管理制度看，户籍制度可以逐步从形式上取消，和身份制度相融合。　　《21世纪》：《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》通过，提出差异化落户，该如何理解差异化落户政策？　　匡贤明：户籍制度改革难在公共资源均等化，而我们当前不可能在短时期内马上实现公共资源的均等化，这还有一个渐进的过程。　　要平稳地推进这个进程，差异化落户政策就是比较务实的一种选择。　　所谓差异化，不仅仅是速度上的差异化，还包括落户方式上的差异化。例如，有的地方探索了积分入户制度，就是一种有效的户籍制度改革，虽然尚未触及大的制度变革，但拓展了落户的选项，不失为一种好的探索。　　户改和土改联动推进　　《21世纪》：有专家做过一项农民工的调查，有75%的农民工愿意在城市打工，但是不愿意落户城市，为什么？　　匡贤明：第一，之所以愿意在城市打工，是因为城市务工机会更多，打工收益更高，要超过农村务农收入，这也是我国城镇化的内在动力。第二，随着农村福利的不断改善，尤其是农村土地确权以及由此带来的升值预期，农民落户城市需要付出的机会成本将越来越大。因此，愿意在城市打工而不愿意落户城市，是农民的理性选择。　　但是，我们不能因为农民不愿意落户就否定户籍制度改革的重要性。严格意义上，户籍制度改革并不是强制农民进城，而是给农民更大的选择权：既可以留在农村，也可以留在城市。　　过去农民没有这个选择权，他们在城市务工后最终还得回到农村养老。改革就是提供更大的选择空间，至于理性的农民怎么选择，并不是政策所能决定的。　　《21世纪》：如何看待户籍制度改革和土地制度改革二者的关系？　　匡贤明：两者需要逐步分离，但又要联动推进。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，无疑是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，保障农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的权益。户籍制度改革的方向，是回归户籍制度人口登记与服务的功能。　　说两者要逐步分离，意思是不能把土地和户籍捆绑在一起，尤其不能把土地保障作为拖延户籍改革的借口；说两者要联动改革，意思是两者在现实中相互影响，不联动推进，恐怕难有突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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